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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这个法院最辛勤的法官一人就判了72个案子。

那么，对法律格言应当如何解释呢?流传下来的法律格言年代已经久远，出处有的已难以考证，但丝毫不妨碍对它进行解释。此外，单在理解层面上认知法律格言还是不够的，应将符合正义的法律格言融合到司法实践中，使得法律格言具有生存土壤，成为法治的推动力量。

正如张明楷曾言:作为解释者，心中当永远充满正义，目光得不断往返于规范与事实之间。书中又言:理解永远是一个无限的、不断反复、不断更新的过程，历史和文化传统就在这一次又一次的理解中得到继承和发展。比如，没有法律就没有犯罪，没有法律就没有刑罚，这则格言的实质是罪刑法定，并具有实体正义的合理内核。但这不代表就一定是良法之治，因为实行罪刑法定的国家同样存在罪刑擅断。法西斯国家有程序却不是正义的，因为它践踏了人权。

要做到真正的程序正义，就要符合本国国民的基本价值追求。诚然，这些被广为人知的法律格言不乏拉丁语和英国法的智慧。人们经常把法律当做工具来对待，这与今天依法治国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

就是说，国家就像是一匹奔马，皇帝就像是骑马的御者，他手中的鞭子就是法律。此后，法为治具成为历代的传统认识。制度的笼子是防止权力的滥用，法律的笼子是惩治权力的滥用。我们必须强调古代的以法治国和今天的依法治国是有严格区别的。

以法治国，意味着法律处在权力之下。在这一点上，法律是至高无上的。

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唐代白居易在谈到法与吏的关系时也说：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如果把吏字改为君字，也完全符合历史的实际。尽管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前者将法律置于工具地位，后者则奉法律为权威。法律权威主义，就是国家的一切活动都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任何人都受法律的约束。而依法治国，则意味着不管权力有多大，都要受到法律的制约，不仅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还把权力关在法律的笼子里。

虽然如此，法律工具论不仅在古代，甚至在当代也有一定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国家制定的良法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关系的调整与控制，对于犯罪行为的制裁以及法律秩序的确立，都起过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是中国古代法制的重要渊源，也是缔造盛世的重要条件。为理之有刑罚，犹执御之有鞭策也。正如韩非所说：国无常强，无常弱。

据《贞观政要》记载，唐代魏征在和唐太宗讨论治国之道时曾说，仁义，理之本也。所以，古代以法治国缔造的法制，说到底是君主人治主宰下的法制，它的作用的发挥是有局限的。

所谓法为治具，主要是指以法律作为君主手中治国御民的工具，成为吏民的规矩绳墨。虽有汉文帝、唐太宗尊重法律权威的一些史例，他们从国家长治久安出发，使圣意屈从于法律，如同唐太宗所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

但更多的情况是法律随着皇帝的权威而为之轻重，如汉代杜周所言：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为了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清除法律工具主义的影响，牢固树立法律权威主义的理念。进入 张晋藩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依法治国 法律工具论 。但古代中国实行的是君主专制制度，皇帝是国家法律的制定者和最高的审判官，他的权威超越法律之上。法律的权威，需通过全面持续地推进依法治国才会在全民思想意识中树立起来。的理念，表现出对于以法治国的提倡。

编好用好这双重的笼子，才能更好地使权力依法运行。这是中国古代法律工具主义的形象比喻，影响至为深远。

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总之对这里的法律技术性规则应该做出一个光滑的设计。

立法法草案第58条实际上是国务院立法权的法律根据。但是这一句话里重要一词，如何理解还留下了不同的解释空间。

法律制定出来之后多年不改变，不修订，对于明显的制度缺陷迟迟不改，这个问题在民商法立法上非常严重。就国务院行使立法权的民主性和科学性条件的问题，立法法草案第67条提出的改进设想，是引入人民代表的参与，要求立法活动应当广泛听取相关领域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关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意见，并且将立法方案通过网络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因为这些条件并不是立法的程序规范，它们没有程序规范所要求的法律职权和责任的规则。进入专题： 立法法 法律修订 。

总之，本人的基本看法是立法法草案没有从立法程序的角度解决限制国务院相关机构的非科学化立法行为的问题。另外，《立法法》第87条以下至第91条，就有缺陷的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行使审查甚至撤销的权利的情形中，不包括特区立法。

不必要把所有的立法行为都处理为重大的行为，以此降低法律修改的难度。这次的改进主要体现在限制授权立法、扩大人民代表大会对于国务院立法的参与权、扩大地方立法权这些方面，修订内容直接针对社会热议问题，积极回应民众期待，做出了认真的努力。

这些对于人民权利保护和市场发展造成了消极的结果。目前，就经济特区的立法权的行使，已经产生了比较大的争议。

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这个条件实际上是相当不确定的。最后，对国务院立法行为中责任问题确定规则。全国人大的大会，行使这一权利的时候，常常就是第三次审议。现实中，虽然也有代表、代表集体参与过讨论立法方案，但是这毕竟不是立法行为意义上的审议。

这一种做法是否妥当和符合立法法本身关于立法职权范围划分的规定？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建议的解决方案，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引入第一次审议和第二次审议的程序。这样，前两次审议并不在全国人大的大会进行过。

本人小记，草案修改涉及条文共70余处。这从立法的角度看同样是不严肃的，不符合法治国家的原则。

目前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在原法律94条的基础上提出很大幅度的修改，不但条文增加到105条，而且实质的制度比如对国务院的授权立法的制度有明显的改进。但是从《立法法》确定的规则看，行使这一权利的第一次审议、第二次审议的程序规则不太明确。